谈谈我这一辈子
——一位老共产党员的人生轨迹
李青藻
我是浙江杭州人，今年已92岁，记得抗日战争爆发时，我才8岁，读小学二年级，是逃难来到福建成长的。我母亲是小脚女人，没有文化，信仰佛教，经常带我陪她去烧香拜佛。在英华高中时，我也听过教会传教，当时想找一条人生道路，对这些宗教信仰的事都不动心。在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后，决定参加共产党。这条路走对了。共产党领导我们翻身解放，使中国人民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彻底改变了任人欺凌、宰割的命运，走上了康庄大道，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相信不会超过十年，经济总量将超过美国占全球第一。回顾历史，我们对得起列祖列宗，也为后代作出了榜样。从老百姓的日常生活中感受到，人们日常生活的工资收入几十倍甚至成百倍增长；人们的平均寿命，从解放前的35岁，增加到2020年的77.3岁都是不争的事实。
下面我想按自己的人生轨迹，谈谈七个问题：
（一）我入党上山之后，接受组织上的审查和考验，分清了敌我，放下了包袱，调动了积极性。
我是1947年12月加入中共福州英华、高商支部的，支部成员发展到40多人。上山的时间是1948年上半年。上山的人数约10来人。到了南（平）、古（田）、（建）瓯地区的明洋村，当时闽浙赣省委机关所在地，是分两批上山的，我是第一批。我们分别分配到各个单位工作。记得上山后在山上过党的生日。在上山前，知道风险很大，所以事先没有和家里打招呼，“失踪”了约二年，直至福州解放后才与家里通信。
当时的背景是：在我们上山前三个月，闽浙赣省委因军事部长阮英平失踪和其他事件，怀疑城工部组织出了问题，通过刑讯逼供，错杀了原城工部部长李铁等一批骨干，解散了城工部组织。我的入党介绍人陈锦娟和首任支部书记陈永京因早期上山，已在闽中被冤杀。但省委内部也有不同意见，有对严刑逼供和扩大化的做法并不赞成。在5月1日省委通过的《为坚决发动农民扩党练干决议》中，虽仍然强调“练干必须与审干防奸工作一起进行 ”但已开始强调审干政策，明文规定四条原则：一、既不放走一个内奸，又不错杀一个同志；二、必须要有真实证据，不得逼供信；三、根据其罪恶轻重、坦白程度，给予不同处理，注意争取失足者；四、处理内奸，一定要遵守原则，要经过一定范围和群众公审，并报上级批准方能生效，不得随便处理，否则要受处分。当时，我们对这些情况一无所知，完全被蒙在鼓里。
省委从来没有对我们说要接受审查，但实际上从我们上山之日起，审查就紧锣密鼓地开始了。把我们分别分配在各个部门，就可以观察我们的表现。省委书记曾镜冰亲自动员，要我们写自传、家庭情况和社会关系，而且出了四个题目，要我们书面回答。出什么题目有的忘记了，但还记得两题：一个是：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的中国，为什么要走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道路；另一题是：城市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为什么要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才有出路。
在我们上交了书面材料之后的某一天，曾镜冰又把我们这些人召集起来，讲了一些话，并要我们组织学习，指定我为学习组织的召集人。
在接近年关的某一天，组织上叫我和黄秀云二人，下山去执行与国民党夏道镇长接头，由区委书记陪同，向伪镇长讲讲形势，把他争取过来。那时已过祭灶，农民都在爆炒米花、蒸年糕，就在农民家里，突然冲进来七八个手持驳壳枪的武装人员，把我们抓走了。在押送我们到山上野外审讯的路上，区委书记跑了，还听到追打时的枪声。在分别对我和黄秀云审讯时，他们自称是国民党特务队，说我们是“土匪”（指共产党），要我们交待情况，我们死不承认，也不交待，就拉我们去溪边枪毙。我说，你们既然要枪毙我，我身上毛衣还是新的，先脱下来给你们再枪毙也不迟。我的意图是想趁他们在脱毛衣而松绑时跳下小溪逃跑。然而，他们并没有真正枪毙我们，而是把我们押回省委机关。事后才知道，化装成国民党特务队的是我们自己的陈贵芳同志。
第二天，省委书记曾镜冰亲切地召见我，热情地加以勉励，并且送给我很多过年吃的糖果。我受到他的勉励，体会到我们上山来的同志，已经完成了考验任务，体会到这是城工部被解散后，我们成了首批承认党籍的同志，心情格外高兴。接着我随省委机关向江西进军，一路打了几仗，在江西贵溪与二野陈谢兵团会师。我参加武工队，解放了文坊、花桥两个乡。回师福建建瓯后，又为培养地方干部，办了一期福建公学。
（二）“文革”期间试行另一模式的农村合作医疗，有成效、有影响。
“文革”时期，我在福州市建委任办公室主任，不算当权派，受到的冲击不大。1970年4月，我在参加“清队”学习班之后，被派参加农村“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到建新公社工作。建新公社在南台岛西部，面积不大，人口3万。原来是个花果之乡，照理不该贫困，但实际已民不聊生。据我观察，造成贫困的原因，一是人民公社体制的“大锅饭”，扼杀了广大农民的积极性；二是片面强调“以粮为纲”，不利于这个花果之乡的实际。
当时公社革委会主任是福州军区从当地驻军中派来的一位团级老干部担任，领导能力是比较强的。在接到中央提出要搞农村合作医疗时，原先的要求是很低的。说白了，国家不出钱，只给任务。要求以生产大队（即行政村）为单位，选拔和培养“赤脚医生”，报酬拿工分，收入不低于大队平均收入水平。对照当时的建新公社，早已有了卫生院，有了一批医生和护士，理应在原有医疗水平的基础上，有所发展提高，摸索新的发展模式。所以建新公社革委会提出，全公社实行农村合作医疗模式，要卫生院全部负责承担。而且，分配我担任驻建新卫生院的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的队长，兼卫生院党支部书记。
我对于医疗工作一窍不通，不管困难再大，我也二话不说，与我的助手一起搬来行李，住到卫生院，与大家同吃同住，了解情况，共商对策。当时卫生院设在冯宅村旧公社礼堂里，地方比较宽阔，下设十来个卫生站或卫生点，有70多名医疗人员，其中除了有二名上级分配来的院校毕业生，工资由国家支付外，其他人员的工资均由卫生院自筹解决，他们的月工资最高的每月63元，最少的仅20多元。不要小看这几十元的工资，这是维持家庭生计的唯一来源。对于怎么搞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大家都在观望。他们不怕苦，不怕累，但在内心深处，就怕中央文件说的，改拿工分制。我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正式宣布原有工资制度保留，经费上的困难，共同想办法克服。这样使大家吃了定心丸，稳定了队伍，调动了大家的积极性。
建新卫生院与城市医院相比，也有自己的特点和优势，虽不能说“麻雀虽小五脏俱全”，但主要科室还是有的。设有内科、伤外科、儿科、妇产科、牙科等。大众化的中西药都有。大部分医务人员都是土生土长的，懂得不少民间疗法，实践能力比较强，对中草药治疗是内行。
在广泛发动群众、集思广益的基础上，我们先后采取了三条措施。
一、抓“一根针、一把草”。这是乡村医生的强项，先从这方面入手，除了抓好传统的针灸、按摩外，更多的抓草药的采集、加工和应用，以减轻对西药的开支。我们用大兵团作战的方式，利用节假日到旗山采药，最多一次采集了一万多斤，通过传、帮、带使更多的医务人员学会草药的加工和使用。除了自用外，为治疗风湿病的草药，还邮寄外卖。在卫生院周边的空地上，也都种植了中草药。卫生院医生从来不开大处方，尽量做到不花钱、少花钱治好病。
二、自办小药厂。从加工草药开始，到加工输液和针剂。推广“一根针、一把草”之后，产生了很大作用的同时，也听到不少反映，感到草药又煎又熬很麻烦，不方便。为此我们被迫办起的小药厂，克服技术上重重困难，功不可没。
三、开办了有30多个床位的简易病房，在农村有些常见病、多发病，有它的季节性，可方便及时就地治疗，又减少了转院开支。
在抓上述三项措施的同时，我抽出时间，先后拜访建新公社所属各大队的支部书记。当时，我是全公社下放干部级别最高的，小有名气，加上公社革委会已有部署。所以，每到一处，都受到礼遇和热情接待，形成良好氛围。我请求他们宣传农村合作医疗制度，使广大农民了解和支持；请求大队按时支付人均1.5元的经费，不致“断炊”；希望双方经常沟通，协助和防止医患纠纷，都起了重要作用。
省、市、郊区三级卫生主管部门，都先后到建新公社视察我们这种全公社统一核算、大小病统包的农村合作医疗制度，都予以肯定，省卫生厅还奖励我院一架简易X光机。
在一年半之后，我调离建新公社时，清查了财务支出，收支平衡，没有负债，还有节余。
万万没想到，2020年底，突然接到一个电话，说他是建新卫生院郑仲桂医生的儿子，要来看我。我欢迎，并告知地点。结果他们郑东红、林国华夫妻一起来了，他们是我在建新卫生院搞合作医疗后期收的医务人员。据介绍，郑仲桂老医师，长寿已去世。他们二人也已经退休了，退休金每月5000多和4000多。他们的儿子郑智楷也是学医的，在省老年医院担任神经内科医生。他们来看我，先后送来二盘鲜花和不少水果。想不到在我离开建新卫生院半个世纪之后，他们还没有忘记我，使我十分感动。
（三）坚持求真务实，努力排除干扰。
--------“文革”期间回母校工作的一些回忆
原福州英华中学是我的母校。虽然这是一所教会学校，但由于校长陈芝美治学严谨，关爱学生，作风民主，提倡学术研究和信仰自由，鼓励学生崇尚科学、追求真理，更由于中国共产党组织在学校内部迅速发展壮大，使这所学校具有光荣的革命传统和学习传统，牺牲的烈士较多和校友中出的院士较多，是出了名的。1951年，省文教厅奉华东军政委员会命令接办了福州英华中学、华南女子中学、陶淑女子中学，且合并为一所公立学校（即今福建师大附中），之后母校一直是我省著名的重点中学，办学成绩卓著，享誉八闽。
我对母校一直抱有感恩之情。它良好的教育质量，使我掌握了科学文化的基础知识，为之后自学提高奠定了基础；尤其是在校期间，我参加了地下党组织，确立了理想信念，走上了革命道路，决定了一生的命运。
我毕业之后，曾先后两次回到母校工作。
第一次回母校工作是解放初期，当时还是称为英华中学。我回母校后，团结、发动广大学生迎接解放、宣传解放，指导建团建队，发动参军参干，动员参加土改，搞得红红火火，为巩固新生政权、培养大批革命干部做出了贡献。
第二次回母校工作是“文革”时期的1971年11月。那时福建师范学院已停办，母校由福建师院附中改名为福州二十七中，我受任校革委会主任、党支部（总支）书记；福建师范大学复办、母校又更名为福建师大附中后，我仍任附中党总支书、革委会主任（1978年取消“革委会”，改任代校长）。当时“文革”已进入第六年，从“复课闹革命”以后，上级先后派来过几批军宣队、工宣队，成立了校革委会，不仅没有改变局面，反而通过“斗、批、改”，进一步伤害了一大批干部、教师。全校157名教职工，在“清队”、“清队深挖”、“一打三反”等斗争中，79.9%的教师、干部被说成“有问题”，动不动就开展“革命大批判”，进行“口诛笔伐”。还把学校的一切问题无限上纲，统统纳入“阶级斗争”、“两条路线斗争”的范畴，制造了大批冤假错案。1970年有两名老师以“历史反革命”罪分别被押送至顺昌县、大田县“劳动改造”，另一名老师被全家下放至宁化县。有两名教师非正常死亡，其中一名被批斗后自杀、一名遭诬陷被活活打死。当时不仅挨过批斗的老师思想包袱沉重，其他老师也都被戴着“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臭老九”的帽子，情绪压抑，忐忑不安。广大学生受无政府主义、“读书无用论”的影响较大，对前途感到茫然。教室玻璃有不少破碎的，学校环境呈现“破落户”的景象，说明学校受到重创。
究其原因，在于“文革”本身。实践证明了“文化大革命”不是也不可能是任何意义上的革命或社会进步。它根本不是乱了“敌人”，而只能是乱了自己。当时对教育战线的两个“基本估计”（即“文革”前17年教育战线是“资产阶级专了无产阶级的政”，是“黑线专政”；知识分子的大多数世界观基本上是资产阶级的，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是压在教育战线上的“高压线”，造成了严重恶果，母校也深受其害。在这种严峻形势下，我只能在不正面触动“高压线”的前提下，因势利导，迂回前行。
根据毛主席关于“学生以学为主，兼学别样，即不但学文，也要学工、学农、学军，也要批判资产阶级”的“五七指示”，市革委会宣教组于1970年5月部署各中学，要在北峰办农场，以后改称“分校”。我的前任领导，花了大量心血，调兵遣将先在北峰的桂湖建农场，后迁址古山里建设分校。我到职后，继续克服困难，努力办好古山里分校，先后投入约10万元，达到可以同时容纳6个班300多名师生轮流劳动和上课的规模。筹建校办工厂亦已起步，先是复办了机电厂。我还帮助借用了校外一所工厂弃用的二台机床修理后加以利用，并帮助机电厂联系业务。之后机电厂陆续添置了多台机电设备，工厂规模也逐步扩大。接着又创办了生产试剂的化工厂、微生物制药厂。我认为走出校门不论“学工”、“学农”，都有其积极意义，有利于理论联系实际，为学生提供了锻炼的机会。尤其是校办工厂，既增加了收入，又安排了一批家属和社会青年就业。虽然我对北峰分校和校办工厂一直持积极态度，但我始终认为，“以学为主”才是学校的主业，也就是说学校工作要以教学为中心，要全力以赴抓好教学工作。
要坚持“以学为主”，就必须全心全意依靠广大教师。我对当时社会上把知识分子说成是“臭老九”的说法很不以为然。我认为在我们学校，绝大多数教师虽然思想包袱沉重，但教学的责任感依然很强，生怕误人子弟。我因势利导，努力营造一个尊重教师的氛围。我对所有教师，包括新上岗的年轻教师和受冲击的老教师，一律尊称“老师”（当时的工、军宣队对教师多数都是直呼其名）。面对无政府主义泛滥、“读书无用论”盛行，我鼓励他们坚守岗位，大胆管理，认真教学，从不训斥、批判老师，有事多和老师们商量；对病号及时探望慰问，有困难的尽可能帮上一把；春节期间，我都恭恭敬敬地前去老教师家拜年。注意团结、信任广大教师，逐步调动了教师的积极性。并且通过调整充实，加强了两支队伍的建设：一支是年段长、班主任队伍，负责学生的政治思想工作和行为规范的管理，加强学校的常规建设。他们的担子很重，就以上北峰分校为例，分校距离附中96华里，让那些十几岁的孩子离家过集体生活，边劳动边学习，又要做到分校不出问题，可见老师们的负责和担当；另一支是学科教师队伍的建设。我和干部们研究后，决定从加强教研组的建设入手，制定了集体备课、教学观摩、正常考核等制度，加强了教学常规管理，提出要“精心设计每一堂课”，鼓励教师大胆抓文化课教学，努力提高教学质量。在干部队伍建设方面，我们研究后把对教学内行而又责任心强的薛来弼、林文国（以后均评为特级教师）安排到教学领导岗位分工抓课堂教学，他们全力以赴、出谋献策、大胆工作，发挥了重要作用。我有空就去课堂听课，感到母校的许多教师知识渊博，板书工整，讲解深入浅出，学生聚精会神，课堂秩序井然，我很受感动，经常给予热情的肯定和鼓励。
坚持“以学为主”，其实抓住了学校工作的“牛鼻子”，使老师有了用武之地，也启迪了学生的求知欲望，密切了师生关系，可以说是“一举两得”。
我感到学校必须要有稳定的教学秩序，才能确保教学的高质量。因此我到校后，组织力量先后制定了《中学生守则》、《关于加强组织纪律性的若干规定》，大力整顿校风校纪。
由于我校短期内在稳定教学秩序、提高教学质量方面成效显著，市革委会宣教组于1972年6月在我校举行了“文革”开始后的首次课堂教学现场观摩会，全市中学领导和教师300多人到校听课、参观。下半年还先后接待了多批省内外同行来校参观、听课、观摩计1000多人，受到普遍的良好评价，使这所曾被批为“培养修正主义苗子黑基地”的学校声誉鹊起，不少家长纷纷要求将子女转学到我校。当时社会上流行一种说法：附中就像是臭豆腐，闻起来臭，吃起来香。
在抓好课堂教学的同时，学校还发扬附中历来重视学生全面发展的优良传统，广泛开展丰富多彩的课外活动。如成立“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排演了《钢琴伴奏红灯记》、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选场、京剧《智取威虎山》选场、交响乐《沙家浜》和《长征组歌》等，多次深入工厂、部队、农村演出，每年参加全市中学生文艺会演，屡获一等奖。还广泛开展航模、舰模、生物、气象观测、地震预报等数十个课外兴趣小组活动和学生民兵训练活动。在学校经费十分紧张的情况下，发动师生自己动手，利用坡地废地，花较少的经费建起了可容纳4000多名观众的灯光球场，迎来了全国及全省篮球比赛数十场，场场观众爆满，活跃了校内外体育活动，平时又是举行校内师生大会的好场所。
落实党的干部政策和知识分子政策，这是我花大力气抓的另一项重要工作。由于基层学校的权力有限，难度更大，只能以下促上，积极推动。我们坚持对人对事实事求是，不搞无限上纲上线，原先所谓“有问题”的就成了“不成问题”了。对于审干、肃反已有结论，又没有发现新的政治问题，坚持原结论不变。这样就坚持了党的干部政策和知识分子政策。值得庆幸的是，在我任内，经过有关方面的共同努力，所有实际问题都已基本解决：先前被“押送”顺昌、大田、“下放”宁化和因某些问题挂起来而“靠边站”的教师，都先后回到了工作岗位。
我所推行的上述一系列措施，都是为了给母校“疗伤”，恢复元气，得到了学校党支部（总支）的赞同和协助，也得到了广大教师的拥护和支持。如果没有大多数干部和教职工的协助与支持，这些措施也难以取得成效，这一点，应该充分肯定。
但是，风云突变，在前进的道路上又起波澜。1973年下半年《人民日报》刊登了《一份发人深省的答卷》，吹棒当年高考中的“白卷英雄”张铁生。此后，“四人帮”又先后利用所谓“马振扶中学事件”和《一个小学生的来信和日记摘抄》，把事件说成是“教育战线修正主义回潮”的典型，挑拨师生关系，大批“师道尊严”，妄图再次掀起大整教师的恶浪。1975年，全国掀起“反击右倾翻案风”高潮，邓小平再次被打倒。在此背景下，福州东街口邮电大厦墙上曾贴出了点名母校重视抓文化课、抓课堂教学为“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复辟回潮典型”的大字报，全市再次掀起了批判“师道尊严”的浪潮并波及母校，也有少数学生在校内贴出了十多张大字报。我认为此风不可长，需要及时制止。所以，第二天上午我在大操场举行的全校师生大会上讲了话，旗帜鲜明地提出师生是同一条战壕的战友，应该尊师爱生，同学们不应该给老师贴大字报：老师如果有缺点，是我们党支部工作没有做好，可以给党支部写大字报。这个讲话起了立竿见影的效果，使得此后直至“文革”结束，校园里再没有出现贴大字报的现象。
粉碎“四人帮”后，全国人民欢欣鼓舞，学校迅速开展一系列“拨乱反正”工作，为“文革”中受迫害的所有干部、教职工全面平反，推倒一切污蔑不实之词。学校还为“文革”期间被活活打死的陈国熙老师平反昭雪、恢复名誉，召开了隆重的追悼会。此前，我还多次热情接待其家属，尽量做好安抚工作。原先在“文革”期间的是是非非，有了定论。对我主政母校后的一系列政策措施，被一致认定为是对极“左”思潮的有效抵制，因而受到肯定。1978年，福建省革委会授予我校“福建省教育战线先进单位”荣誉称号。1979年5月，我校被评为“全国学校体育卫生工作先进集体”；同年，我校还获得省革委会（省政府）颁发的“省社会义建设成绩优异嘉奖令”。
1978年初，全国教育工作会议期间，邓小平同志亲自到会做了重要讲话。这是教育战线拨乱反正的大会，推翻了“两个基本估计”，并且考虑到十年动乱严重影响到后备人才的培养，而国家又急需有用之才，因而决定在现阶段要集中精力优先办好一批重点学校。我省出席这次大会的有10多人，由副省长张格心带队赴京，我作为全省中学的唯一代表，出席了这次会议。会后不久，我校被重新确定为省首批办好的16所重点中学之一。
1977年下半年，全国恢复高考，我校师生教与学的热情空前高涨。虽然我校的学生全部都是划片招收的，其中很大一部分来自仓山区农村学校，加上长期受“读书无用论”影响，原先的文化基础并不好。但由于母校在重视文化课教学上抢占先机，又有雄厚的师资力量和良好的教学氛围，因此，1977—1979年连续三届高考，师大附中的上线率与高分率均位居全省首位，使我深感欣慰。由于我校高考成绩突出，在1978、1979两年间，吸引了来自全国25个省、市、自治区的教育参观团共计2000多人先后到我校参观、听课。我离开母校半年后的1980届高考，附中再传捷报，不但理科、文科的平均分、高分率均居全省首位，而且还出了“全省理科女状元”，引起社会轰动，多家媒体还发表了采访专稿。
1977—1979年，在上级有关部门的关心支持下，校园建设有了较大改善，拆除了一些破旧建筑，建起了一幢五层高、计22间教室的砖混结构的教学楼（胜利楼），缓解了生源爆满、教室紧缺现象；还改建了学校大门，扩展了校前区，使附中校园面貌焕然一新。
1979年底，我因调到福建师大中文系工作而离开母校。回想起两次回母校工作的情景，其中1971年11月至1979年12月再度回母校工作的八年，是最为难忘的八年，是我和师生们共同努力排除干扰，医治因“文化大革命”所造成的创伤，而使母校逐渐恢复元气的八年，也是我和母校师生又一次结下深情厚谊的八年。每每想起，愈发增加对母校的感念，特写此文抒发对母校之情。
（四）认真探索党校工作如何更好地为“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服务。
我是1987年8月从福建师大党委书记岗位上调任福建省委党校任常务副校长的。当时的省委党校校长，由省委副书记贾庆林兼任，在他改任省长之后，由省委书记陈光毅亲自兼任，说明省委对党校工作的重视。
当时我们的党正处在一个重要的转折时期，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已经结束，确定了我们党的工作重心要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上来，确定“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而且，在思想路线上，强调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些都为我们指明了方向。福建是著名侨乡，面对台湾，是改革开放的前沿，中央对福建寄予厚望。可是福建的同志自己知道，福建与台湾差距极大，任务极其艰巨。所以，党校如何在省委领导下，做好全省党员的思想统一工作，任务艰巨而光荣。
党校的任务是分管厅局级、处级干部的轮训，和对选拨培养的青年干部的培训工作。这是按计划进行的。其中对于县委书记的轮训，既是处长班，又不同于处长班，因为他们都是县委的一把手，比一般处长班更加重要。记得在我手上办了好几期，都有习近平同志来讲解怎么当县委书记的，效果较好。其中有位县委书记，后来当了省委书记，是刚离任的海南省委书记刘赐贵。
在我任职期间，除了完成省委下达的任务之外，还做了两件很有意义的事。
一是很重视对全省党校教师的培训，使他们对中央的精神学习得更深入、更系统些。有的不与学历挂钩，有的与学历挂钩，有大专班、本科班，也有研究生班，办学形式有学历培训班、学历进修班、师资进修班、函授班、研究生班等。每个学期招生大体都在一千人上下。这样长期抓下去，就提高了师资队伍的质量。我还鼓励蔡金发教授主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通俗读物为教材，起了一定作用。所以，在我工作后期，一度发生过政治动荡，而我省党校系统没有发生大的动荡。
二是向中央党校看齐，成立了领导科学研究会，每年开座谈会，学习提高领导工作水平，同时创办了《领导文萃》杂志，受到欢迎。当时，校委明确表示，党校没有编制，也没有经费。要办《领导文萃》就要靠你们独立核算，自负盈亏，经费、编制要靠自己解决。这样逼得他们走上独立经营的路子，逼他们走出了一条新路。结果这个刊物越办越好，订购面推向全国，已进入全国百强刊物之列。前几年依靠长期积累，花了2000多万元购买了办刊的办公场所，闯出了一条新路。
（五）历时15年，为我省老年教育作贡献。
我是1994年1月从省委党常务副校长岗位离休的，时年已65岁。省委考虑到我省老年大学是个新生事物，当时校长由程序、游德馨两位正省级同志前后担任，他们德高望重，十分重要，但考虑他们对教育工作不熟悉，要我去当他们的助手，担任副校长，兼校务委员会主任。我很乐意承担这项任务，一干就干了15年。
老年大学是新生事业，必须获得党和政府的高度重视、有力扶持。在这方面，福建是搞得很不错的。省委除了聘请正省级的领导干部挂帅办学，而且划拨一定的编制和经费，划拨省老干部活动中心整座大楼给老年大学办学，而且，以后又在工业路征地盖大楼，把老年大学越办越大，越办越好，对全省推动很大。
为了加强对老年大学这一新生事物的指导，全国成立了中国老年大学协会，定期轮流到各省召开会议，既交流了办学经验，也起了指导作用。我省也每年召开一次会议，轮流在直辖市里召开，确实起到指导作用。我省面对台湾，也邀请台湾的老年大学派人参加交流。以后，我省老年大学也对台湾的老年大学进行回访。我曾参加中国老年大学协会组织的代表团，去日内瓦参加国际老年大学召开的交流会，互相学习。欧美发达国家也办了不少老年大学，起步时间大体比我国早十年左右。看来随着人们寿命的不断延伸，老年人口比重日益增长的情况下，倡办老年大学已是人心所向，大势所趋。
我在教学的实践中逐步感受到老年教育与其他各类教育之间的共同点和不同点。作为教育的本质而言，两者都是为了提高受教育者的身心素质，是相同的。但其他各类教育，存在着年龄有所不同，学科分类和培养目标也有所不同，必须有各方面的严格规定，对入学、毕业测试，十分严格，一点都不能含糊；而老年教育则没有这方面的规定和限制，完全可以根据老年人的兴趣和愿望，可以自由设置课程分类，不受任何限制。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讲，创办老年大学可以办得更自由、更活泼，更具有乡土气息些。记得在闽南地区，就设有南音的课程。在我们省校，就设有文工队，办过时装表演，而且经常办些小型的书法、摄影、诗词展览，活泼而生动。我离开老年大学后，还出现了学习智能手机的热潮，和“一座难求”的局面。
（六）自愿参加老区建设促进会，协助老区人民脱贫。
在改革开放中，中央及时提出了扶贫任务，把老少边岛地区作为重点。此时，中央一批德高望重的老同志发起了组建中国老区建设促进会，裴丽生、杨成武等同志先后担任会长。我省也组建了省老区建设促进会，先后以省政协原主席伍洪祥和原副主席许集美为会长，以示配合。我虽然上山打游击的时间不长，但我多少知道老区人民对革命事业的贡献不能忘记，老区人民的温饱问题远没有解决。记得我随省委机关从江西回到福建时，经过崇安县城（现为武夷山市）时，见到了“鬼城”，记忆犹新。当年崇安县是闽浙赣省委机关所在地，曾受反动派三次“大围剿”，损失惨重。作为一名共产党员，我义无反顾地应该投入这项崇高的事业，担任省老促会驻会副会长。好在老促会和省老年大学都在一个大院内，可以做到两者兼顾。我一直干了18年。
福建省委对扶贫工作是高度重视的，确定了划定贫困村的标准，审定了十几个县和一批贫困乡镇和一大批贫困村，派出了驻点工作组，制定了帮扶政策，省委常委分别与贫困县挂钩，努力开展工作。还对新疆、西藏、宁夏这三个自治区派出了扶贫驻点工作队。其中福夏这片扶贫工作队，还被中共中央宣传部评为先进单位。
省、市、县三级老促会聚集了一大批老干部，他们在协助党委脱贫工作中也发挥了积极作用。
国家采取强有力的措施，对扶贫工作起了决定性作用。放松户籍管理，支持和鼓励剩余农村劳动人口流动，放松进出口贸易管控，推动农村产品出口，调动了农民生产的积极性。鼓励农民学习新技术，因地制宜，成效卓著。从食用菌来看，最早搞得好的是古田的白木耳，以后寿宁的香菇也搞得好，他们在省农科院专家的指导下，利用锯糠为原料生产新鲜香菇，出口日本，收入不错，搞得红红火火。在种植业方面来看，平和的柚子，永春的芦柑，福安的葡萄，古田的水蜜桃，还有各地的茶业，都是搞得不错的。在养殖业方面，原先有的海带、紫菜的养殖面积扩大了，以后又有黄瓜鱼的网箱养殖，规模影响更大。
习近平同志在担任福建省委副书记时，分管农业，曾经对老区建设提出了“五通”问题，影响深远。他对老区行政村建设提出要“五通”，即通路、通电、通饮用水、通电话、通广播电视，先从老区抓起，要推广到全省。他所说的通路，不是人走的泥巴路，而是两辆货车能够交会的水泥公路。只有为此，才能彻底改变老区的面貌，并且缩小城乡差别。以后我省就是按照这样的标准建设的。
上面讲的都是硬件方面，在软件方面，尤其是在解决缺医少药和发展农村中小学教育方面，卫生教育主管部门花了大量心血，功不可没。老促会配合卫生工作和助学工作方面，每年组织城市医务部门下乡义诊和出资助学方面，也做了大量工作。南安市有位归国老华侨黄仲贤老人，贡献特别突出，从2002年至2020年间，他共计捐资8002.5万元，通过老促会资助115050名贫困学生。
全国脱贫任务已在去年底全面完成。从某些意义上讲，福建并不落后，而是走出前列。
(七)为实现闽浙赣边区老同志大团聚，组建研究会，建设革命纪念碑尽心尽力。
这要从2009年筹备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0周年的活动说起，时任省委书记卢展工要求闽粤赣、闽浙赣等原有各系统举行庆祝活动的基础上，再开全省性庆祝大会，但当时闽浙赣系统因各种原因尚未成立研究会，就指定由原省政协副主席许集美主持，解决闽浙赣系统的庆祝事宜。可是当时许集美同志年事已高，难以完成这项任务。因此筹建一个联络组，作为办事机构，指定陈世明、唐文光、曾国雄、马书贵、孙子清、高振枢、朱旭、林申和我等9人组成，并指定我当组长，完成这项任务。
对于这件事，在闽浙赣系统内部，反映强烈，参加踊跃。大家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已经60周年了，并没有把我们这些老同志忘记，令人感动。在省里，福州解放纪念日那天，在省委党校召开庆祝大会，出席人员共计500多人，其中有10位同志是坐着轮椅来的。省里先后担任省级领导的游德馨、黄扆禹、许集美、王一士、张明俊等同志都全部上了主席台，有的还讲了充满热情的话。各地也先后召开了庆祝大会。在泉州，有位已迁居美国的老同志，专程赶回来参加会议。在全省，我们还制作发放了6000枚纪念章。
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0周年、闽浙赣老同志实现大团聚而编写会刊时，许集美同志建议会刊中增补闽浙赣边区早期领导人方志敏、黄道两位领导者的画像，用以说明闽浙赣边区这块光辉的革命老区，并非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它的第一代、第二代领导者就是无产阶级革命家方志敏、黄道。
许集美这位老领导，在晚年时期，最关心两件事：一是要成立闽浙赣边区革命史研究会，一是要建立闽浙赣边区革命纪念碑。
他经常与我们谈到，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闽浙赣边区革命根据地，发动面广、点多，坚持时间长，斗争尖锐、复杂、残酷，有失误、有挫折、有教训、牺牲巨大，但立场坚定、态度鲜明、红旗不倒、有勇有谋、经验良多，最终配合解放大军解放了大片区域，贡献很大，功不可没。应该很好地进行发掘、总结，发挥资政、育人、励志作用。
由于20世纪五十年代后期开始 ，受“左”的错误影响，伤害了不少原地下党干部，后来虽已先后平反，但已丧失了不少宝贵的历史资料。现在必须高度重视，要用抢救式的办法，尽可能挽回损失。
许集美同志认为，年前组建的联络组这9位同志具有广泛的代表性，可以担任研究会的筹委会，要我继续担任筹委会主任。
在召集筹委会时，大家同意这一建议，并且表示一定要认真做好筹备工作，尽心尽力。我提出两点建议：选拨研究会人选时，一定要搞五湖四海，尤其是要选拨城工部烈士后代参加，还要选拨对熟悉闽浙赣党史的党务工作者参加；鉴于筹备组的人员年事已高，一律不再担任研究会实际职务，全部改任顾问。这两点，一致通过。
经过紧锣密鼓的准备，于2013年4月26日，召开福建省闽浙赣边区革命史研究会成立大会。会议开得隆重热烈。许集美、陈营官、朱亚衍、曹德淦、郑义正、谢先文、陈增光等省级老领导出席大会。
福建省闽粤赣边区革命史研究会，福建省长江支队研究会、福建省新四军研究会等七个单位发来贺信。
在大会开始时，我作筹建福建省闽浙赣边区革命史研究会的报告。会议审议通过《研究会章程》，选举陈立典等11位同志任研究会正副会长，选举常务理事25名，理事53名。高级顾问12名，顾问16名。
新当选的会长陈立典，在成立大会上讲了话，提了三点意见：1.要充分认识做好革命史研究会工作的重要性；2.要加强革命史资料征集、研究和遗址保护工作；3.要开展多种形式的宣传教育活动。
唯有许集美老领导语重心长讲了许多。他说，闽浙赣边区是我省两大块坚持武装斗争的根据地之一，历史久、分布广，党员干部多，牺牲贡献大，红旗不倒，理应重视这部分革命史的研究，我们健在的老同志及其后代责无旁贷，把闽浙赣革命史研究会成立起来，这是对历史负责、对后代负责的一件大事，有其重要性、紧迫性。他说，我们现在称闽浙赣边区，主要指1938年6月在闽北成立的以曾镜水为书记的福建省委（解放战争时期先后改称闽浙赣区党委、闽浙赣省委）所领导的大片区域。它的前身要追溯到土地革命时期，由方志敏、邵式平、黄道等老一辈共产党领导的闽浙赣皖革命根据地（又称闽浙赣革命根据地）。她的发展经历了四个阶段（略）。前后两个时期的闽浙赣既不能等同，也不能截然分开，而是有深远渊源的。
总之，闽浙赣边区人民有着光荣的革命斗争传统，闽浙赣边区的共产党人在长期的武装斗争和老区工作中，不屈不挠，前仆后继，与敌人英勇斗争，红旗不倒，成绩是主要的。但在斗争中，也有过挫折，甚至有过重大失误，使亲者痛、仇者快，对这些严重的失误和血的教训，我们一定要铭记在心，引以为鉴。
在全省闽浙赣边区革命史研究会成立的影响和推动下，福州、南平、泉州等地，都先后建立革命史研究会，做了大量工作。
随着时间的延伸，许集美同志病情逐步恶化，可他却念念不忘要为闽浙赣边区建立一个永久性的革命纪念碑。这件事做起来并不简单，需要解决选址、设计、筹款、敲定碑名和文稿，要花大量精力。对于这些具体事宜，许集美同志都一一过问，认真审定，并亲自致信福州市市长杨益民同志，请求市园林部门在选址和建设施工方面予以支持。正因为如此，纪念碑终于如期完成，获得了好评。
纪念碑建在福州市北江滨公园望龙园草地上，厚重庄严，是一个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纪念碑整体呈三面红旗叠加飘扬状，由每块重15吨优质花岗岩雕刻组合，长12米，高2.2米，厚1.3米为我省惠安雕工刻制。正面锈刻着“中共闽浙赣边区革命纪念碑”，落款为“福建省闽浙赣边区革命史研究会2015年秋立”。
碑的南面为碑文，全文如下：
闽浙赣边区具有光荣的革命传统，大革命时期就建有共产党组织。土地革命时期，闽北、闽东、闽中各地，革命斗争此起彼伏，绵延不断，先后建立了工农红军和苏维埃政府，其中闽北、闽西北等地苏区成为中央苏区的重要部分。中央苏区主力红军长征后，闽浙赣边区军民坚持了艰苦卓绝的三年游击战争。抗日战争爆发后，南方八省边界地区的红军和游击队整编为新四军开赴抗日前线，其中四分之一的人枪来自闽浙赣地区。1938年6月，按照中共中央指示，闽浙赣特委、闽东特委、闽中工委合并组成中共的福建省委。省委统一领导党的活动，努力保持南方战略支点，开展抗日反顽斗争，得到党中央的充分肯定。解放战争时期，1947年1月，根据中共中央关于福建党组织要“向闽浙赣各省、向皖南发展”的指示精神，福建省委改为闽浙赣区党委，9月，改称为闽浙赣省委。中共闽浙赣省委先后辖闽北（包括赣东北地区）、闽东北、闽东、闽浙边、闽赣边（闽西北）、闽中地委，浙南、处属特委，湘赣边工委和省委城市工作部等。省委领导各地广泛开展游击战争，武装部队发展到三万多人；在城市开展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为主要内容的第二条战线斗争，迎接和配合大军南下，解放了闽浙赣边区八十多个县市。
2016年6月26日，举行了隆重的揭碑仪式，共有数百人参加。省委常委、组织部长王宁、受尤权书记、于伟国省长委托，代表省委、省政府，向纪念碑落成表示热烈祝贺！向尊敬的各位老领导、老同志表示崇高敬意！闽浙赣边区是我省长期坚持武装斗争的两大块革命根据地之一，具有深重革命历史和光荣的革命传统。边区党组织把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与省情、区情相结合，积极开展对敌斗争，发展壮大党的力量，保持了南方战略支点，赢得了“红旗不倒”的赞誉，为革命胜利和福建解放作出了重大贡献。
闽浙赣边区党的历史，是一部曲折奋斗的光荣史，可歌可泣的英雄史，不断前进的胜利史，是教育激励后人的宝贵精神财富。我们要学习、牢记这段历史，从中汲取前进的力量，大力传承边区革命精神，始终发扬革命先辈坚定信念，不怕牺牲、艰苦创业的光荣传统，始终保持共产党人的高尚情操、革命气节和浩然正气，始终做到忠诚、干净、担当，求真务实、真抓实干，为再上新台阶、建设新福建作出更大的贡献。
老干部是党和人民的功臣，没有老干部的昨天，就没有我们的今天。我们要带着感情和责任做好老干部工作，把老干部关心好、照顾好、保障好，努力让他们安享幸福晚年。
省政协原主席、闽浙赣边区老同志游德磬作了重要讲话。
他说，这次立碑工作，省委非常重视。尤权书记作了批示。今天省委常委王宁部长到会讲话，使我们很感动。这个立碑，大家上上下下都做了大量工作。我们应该感谢老同志和二代的同志的贡献。还有民政部门、福州市委市政府，台江区都做了很大贡献，选了这么大的一个地方，能放立这么一个宏伟的碑，是不容易的，非常感谢。
闽浙赣边区是1928年方志敏同志领导的弋阳暴动、横峰暴动而建立起来的根据地。1932年扩大到福建崇安、浙江上饶。这个根据地当时有20几个县，100多万人口，有红军1万多人。发展到整个闽浙赣地区，涉及52个县，人口1千万。毛主席表扬过闽浙赣根据地是模范的根据地，是方志敏式的革命根据地。
闽浙赣的历史是很悠久的，做了很多工作，一直坚持斗争，我们应该把光荣的历史延续下去。最后，我们立这个碑，是在庆祝建党95周年的时候，我们的年轻一代，要接过这个棒，把我们的革命事业越做越好！
福建省闽浙赣边区革命史研究会会长陈立典，以《让革命精神光耀未来》为题，作了重要讲话。
他说，中共闽浙赣边区革命历史悠久，早在大革命时期就建有党的组织。此后，无论是风起云涌的土地革命，还是艰苦卓绝的三年游击战争；无论是艰难曲折的抗日反顽斗争，还是气吞山河的解放战争；历史都镌刻着闽浙赣边区革命先辈前仆后继的深深足迹和浴血奋战的光辉业绩、闽浙赣边区共产党员和人民群众为新中国的诞生付出的巨大牺牲，作出了重大贡献，赢得了“红旗不倒”的赞誉，其事迹感人至深，其精神可昭日月，我们要永远铭记，世代传承。
作为革命的后来人，为他们立碑，颂扬功德，祭奠英魂，光耀精神，传承传统，是义不容辞的责任。这个纪念碑是革命的丰碑，是精神的丰碑。它厚重而庄严地竖立在这里。告诉人们：挣脱外来侵略，人民当家作主，红色江山来自不易；国富民强，祥和安康，幸福日子来之不易：要倍加珍惜，更要坚定地沿着父兄辈开拓的道路，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奋勇前进。
此时此刻，不禁想起刚刚辞世的革命前辈许集美同志，和其他各界各方面的同志，对建碑工作的关心和支持。
最后，他还代表闽浙赣边区革命史研究会敬告革命先辈，我们绝不辜负你们的期望，永远听党的话，紧紧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为国家繁荣昌盛、人民幸福安康，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努力奋斗，多作贡献！
省委党校原常务副校长，闽浙赣边区老战士、筹建纪念碑的建设者之一的我作了简短发言，讲了三句话：一是见到建成的纪念碑，很喜悦、很高兴；二是感谢各方面的关心和支持；三是还要持续发挥纪念碑的教育功能。
出席革命纪念碑落成仪式的，还有省级老领导陈桦、陈营官、陈增光，长江支队老战友吕居永、闽浙赣边区老战友陈振亮、陈世明、彭世铿、陈芳滨、林申、孙子清、汤洪潮，福建省闽浙赣边区革命研究会副会长詹毅、叶辉玲，吴志中、肖新建、林俊德、柯少愚，以及省民政厅厅长赖军、省委党史研究室主任逄立左、省社科联党组书记冯潮华、福州大学党委书记陈永正、福建广播电视大学校长陈兴炎、福建中医学大学党委书记黄有霖、中共福州市委常委、组织部长林晓英、福建师范大学原党委书记罗萤，和各地代表也参加了大会。
揭碑仪式结束后，福建农林大学的学生预备党员，在纪念碑前，举行了庄严的入党宣誓。
（编者注：李青藻同志系我校前身英华中学1948届毕业生，在英华学习期间已加入中国共产党系中共地下党员，福州解放后曾受组织委派回母校工作，文化大革命后期又受任回母校担任领导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