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州女婿”福州来

■特约撰稿 沈绍真

　　在温州30多年改革开放过程中，流行过“温州帮”与“帮温州”的说法，前者指特别能创业的温州本土干部群众；后者泛指国内外温籍人士、温籍侨胞与港澳台胞，及虽非温州人却热心支持、力挺温州的全国各地各界人士。

　　本文主人翁属于前者还是后者，还请读者诸君最后定夺，因他原籍福州，娶温州人为妻，而温州向有“女婿是半子”之说。

　　复旦男生来到“异国他乡”

　　今天，从福州坐动车，一个多小时就可到温州，而在1968年1月，一位年轻大学毕业生温州行程的艰辛却是难以想象的。他先从福州坐火车到金华，在金华转乘汽车到“叫一声也听得到”的温溪，住一夜，次日再乘两头尖尖的舴艋船儿到温州。

　　他手提网袋、背一床被子，在温州东门煤场码头下船，当夜在康乐坊找了家澡堂住下（那时旅馆很少，澡堂就用躺椅接待旅客过夜）。

　　这个年轻人，就是复旦大学经济系毕业生、后为温州市人民银行（中国人民银行温州市中心支行）行长的高枫。

　　踏上温州，问路问旅馆，年轻人的第一印象，像是来到了“异国他乡”！因为这里的话他一句也听不懂；另一颇觉新鲜的是，时值春节前夕，窗户前树杈上，一块块深红色的酱油肉随处可见，在隆冬的太阳下飘着酱香……

　　他的报到地点是当时的瑞安县。到瑞安住进了县委招待所，初来乍到，举目无亲，望着这“异国他乡”人生地不熟的县城街巷，颇有几分凄凉之感，于是，每每夜幕降临之时，他常拿出竹笛，吹一首曲子寄托乡思……

　　高枫是福州人，出身普通工人家庭。中学时代就喜欢写作，发表过作品，还演过话剧，他梦想当一名诗人或作家，是高中毕业前的一场报告会改变了他的人生。当时学校请福建省军区副司令、一位曾参加过二万五千里长征的老红军作报告，老红军一句“国家建设要靠你们年轻一代……”的话，激发了使命感，文科拔尖的他作出了令老师同学都大为意外的决定——报考复旦大学经济系。

　　在复旦，他是班干部，爱好文体，是校乐队多面手、校羽毛球队主力（后在温州曾当过业余教练）。那年代，全国就北大、人大、复旦、厦大等设有经济系，七亿中国人民一年只有200余名经济系毕业生。像这样稀缺的人才资源，本应都分配到省、部单位，但因不是造反派，1966年10月他被分到了温州市的瑞安县。

　　那时温州武斗正酣，瑞安也处于半瘫痪状态。他先是从事劳动工资、退伍军人安置、知青返城等工作……第二年分配到县物价委员会，在这里接受了给黄酒定价的任务。他运用经济学知识，给黄酒定出价格，报到省里后深得领导好评，发挥了专业特长，使他颇觉欣慰。

　　1969年，他与同在瑞安工作的温州姑娘叶雅华结婚，从此成为温州女婿。1976年粉碎“四人帮”，知识与人才受到尊重，当时在一周之中曾有五六个单位来人商调。考虑到爱人是温州市区人，在1979年他被调到当时的温州师专，教政治经济学。

　　在温州师专，他很快成为当时最年轻的讲师之一，作为业务骨干，他与另两位老师，曾多次举办厂长经理培训班，讲授政治经济学、企业管理等课程，为温州培训大批企业人才。这段经历，使他调任市计经委副主任后，许多厂长经理仍以“高老师”称呼他。

　　身处改革开放一线岗位

　　1984年温州被国务院列为十四个沿海开放城市之一，为抓住发展机遇，市委决定抽调一批经济专业人才充实关键领导岗位。正值年富力强、一心想在高校教研上做一番事业的高枫被调到了刚成立的“市对外开放委员会办公室”，不久又调任市府办综合科首任科长，1986年调任市计经委副主任（分管综合计划、工农业、财金计划，文教卫生等科室）。在这里，他与有关同志一起，组织有关部门编写了12本《温州国土资源规划》，以摸清温州经济家底，为市委、市政府制订社会经济发展战略决策提供科学依据。他还负责起草《温州经济发展战略》，在传统优势产业基础上提出了“五龙戏珠”的发展思路（“五龙”即温州轻工、精细化工、服装等五大传统产业，“一珠”即旅游业），在今天看来也有相当前瞻性。

　　当时正值温州对外开放启动之际，作为经济部门主要官员，高枫在调查研究基础上，综合外出考察及与政商学各界人士广泛接触获得的信息，以宏观视野和学者立场，对温州经济社会发展进行思考，撰写发表了多篇有关浙西南发展、温州经济特色的论文……

　　当年有“汽车跳，温州到”之说，那年美国梅森市代表团来访，市政府派他去台州虹桥机场接客人。受不了颠簸之苦，代表团中一位议员太太一路上叫苦不迭，直呼“上帝保佑”，说这是她这辈子走过最难最长的一段路……直到在瓯江大桥看到放鞭炮欢迎的人群并有警车开道，才面露喜色。另有一次，一外商已决定到平阳投资，但在梅岙渡口等了几小时，到飞云江渡口听说还要过渡，就托故打道回府，不干了……

　　这一切，使温州人备受刺激，也使干部群众形成共识产生一种强烈的紧迫感：铁路、机场事关温州对外开放与发展全局，必须想方设法，尽快上马！经过温州市委、市政府几任领导持续努力，在无数“温州帮”与众多“帮温州”的共同努力下，若干年后，温州机场、金温铁路相继建成，通航通车。铁路开国内利用境外资金之先河，机场则创造了项目批准之时，就是飞机通航之日的奇迹！

　　这是改革开放特殊时期的特殊案例，高枫回忆说，身处经济建设一线岗位，时任计经委副主任，为使机场、铁路早日建成，他曾代表温州作过两次“检查”。

　　为抢时间加快机场建设，当时市领导果断拍板，“三管齐下”建机场：即一边报批，一边进行勘探设计，一边做开工准备。因当时省民航局还没立项，就报送民航总局，致使报告没能批复！正在杭州的高枫得悉后，即向当时的省计经委领导丁世祥同志汇报（丁解放初期曾任温州市长），丁当即决定，晚上就召开省计委、省重点办、省民航局领导联席会议，授意高枫在会上作个检查。当晚，上述官员齐聚省民航局贵宾室，高枫代表温州方面态度诚恳地作了一番深刻检查……终于取得谅解，在省民航局顺利立项……

　　金温铁路也是如此。高枫是合资建设金温铁路的亲历者与见证人，1985年高枫随方善足副市长率领的温州市政府代表团访问美国时，曾与南怀瑾先生就金温铁路建设进行过磋商。之后在上海、温州等处，又与南老的代表多次沟通商洽有关事宜。1986年我市在港举办经济技术项目介绍会，高枫随江圣德副市长来到香港，不料香港一份报纸抢先报道，称温州将引进台资建造铁路……因当时国家政策尚不允许，于是高枫又奉命撰写检查材料上报。

　　温州的这些“检查”，反映的是温州干部群众在计划经济旧体制中，一身是胆，敢闯敢冒、敢于进取的精神。是典型的温州“先受批评，后被肯定，再总结推广”的打破常规搞建设的“三部曲”。市区人民路口环球大厦，是我市第一个利用境外资金开发的房地产项目，境外开发商就是在高枫支持下渡过困难期得以完成的。因此也曾受到过责难，不过很快政策就变化了，环球大厦成为省内最早利用境外资金开发的房地产的典型。

　　夹在中间的“两难”行长

　　1990年6月，高枫被任命为中国人民银行温州市中心支行行长。当时刘锡荣书记将一份县级干部名单提供给省人行领导，说，只要你看中的我们就给……省行领导选中了高枫……谈话时毫无思想准备的高枫说，我从没在银行工作过，怎么能当行长？对方说，我们作过全面考察了，你完全可以胜任的……谈话后，他就接过沉甸甸的温州金库钥匙，走马上任了。

　　那正是国内金融系统情况最为复杂的时期，一方面是温州经济社会发展要大干快上，等着要

　　钱，市长希望银行多掏钱支持地方经济发展；另一方面是加强宏观调控收紧银根，央行严令必须恪守金融政策。高枫说，在金融秩序较为复杂的环境下，他处于多重矛盾交织的焦点。不过，回顾近10年行长经历，在上下左右的理解支持下，他还是交了一份不辱使命的答卷。

　　首先是根据央行部署，在市委、市政府领导下，整顿数量众多的农村基金会，稳定了温州金融秩序。浦发、广发、华夏都是他在任期间进入温州的，发展壮大了温州金融组织体系。特别是温州商业银行，从成立温州城市信用社中心社开始，在专业干部配备、制度规范等方面，给力不少。

　　二是尽己所能地融通资金，支持地方经济社会发展。他说，银行不能不支持地方经济，但也决不能违反国家金融政策底线。因此在市长办公会议上，他就拿出一些数据，说明银行如何支持地方经济；而向省行汇报时，就着重讲温州坚决执行央行金融政策的一二三。为营造一个宽松的内外环境，他向市政府领导提出了“财政保吃饭，启动靠银行，发展靠大家”的融资思路，得到领导认可，也使他摆脱了有时实在不能拿钱的窘境。

　　作为人行行长，他凭借自己对温州经济现状与历史的了解，想方设法为经济社会发展筹措资金。在他上任第一周，就曾大笔一挥，为温州大酒店解决久拖未决的资金缺口。他之所以能迅速拍板，是因为从计经委出来的他，了解这个项目由技改项目改成基建项目的过程。上世纪90年代，温州机场建成后，通往市区的公路破残不堪，我市采取“谁投资，谁受益”政策引进华侨合资建设，银行则采取变通方式解决我方资金的融资渠道，建成后的温州机场大道，曾有“全省第一路”之称。温州游泳馆曾是省内一流体育设施，也是通过银行与财政协商，解决资金缺口得以建成的。他还采取灵活方式，解决了国际、王朝、维多利亚、奥林匹克等多家大酒店资金问题，使我市有了最早的一批星级酒店。

　　“琴球书画”与“光荣退休”

　　在温从事经济工作35年，高枫于2001年退休。现年70岁的高枫气色红润，一点也不显老态，他说自己现在过的是“琴球书画”生活。琴是年轻时爱好，现在也常爱欣赏音乐；羽毛球是运动专长也是健身项目；买书看书是他多年习惯，逛书店是他的爱好，家里有大小两个书房；画，则是退休后的雅兴，陶冶性情，丰富生活，是在老年大学习的成果，有得意之作，自得其乐。

　　有点岁数的人都知道，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有“光荣退休，安度晚年”之说，职工退休时，单位往往雇三轮车，敲锣打鼓送回家……

　　近年，我们身边时有官员因贪腐落马甚至判刑、“不得善终”，于是有阅历的人说，能平安退休不容易，现在才体会到为什么退休光荣。

　　当年有人戏称高枫是 “三高行长“（水平高、学历高、姓高），其实他还有一“高”，那便是“风险高”。学者型的他当计经委副主任、当人行行长，批房地产、批资金、批项目，他一直都在与钱与权打交道。高枫说，若有点贪欲，拿点贪点，机会很多诱惑不少。但他不为所动，时刻提醒告诫自己：名利场中“头上有圈套，脚下有陷阱”。

　　高枫说，他们这一代大学生有感恩回报思想，他靠助学金读完大学，当年学校夏发蚊帐、冬发棉被，他始终不忘自己是党培养的，要回报国家回报党，这也是他从政与安身立命之本，因此他能以正确的人生价值观，对待权力、金钱、荣誉进退。

　　改革开放初期，许多与他同样有大学学历的人都成为市领导，对此他心境坦然。他说领导其实是一种责任，人的能力有大小、职务有高低，不论在哪个岗位上，都要尽心尽力、尽己所能做好工作，这样就问心无愧了。

　　在人生仕途中，他十分缅怀早年的美好往事：当年他住石坦巷，分管外经贸的副市长江圣德住九山河畔，两人经常边推着自行车，一路上边聊天聊工作去上班；有一次时任市长卢声亮与他谈起从政体会，说领导经济工作，一定要学点哲学、经济学与心理学……他说，改革开放以来温州许多老领导的思想品格、才干境界，都深深地影响了他的仕途人生，留下了美好记忆，一直心怀敬意。

　　高枫的夫人叶雅华原是温师院财会处副处长，后调鹿城区外经贸委，已退休。他们有两个女儿，高枫给她们取的名字：州州(在福州、温州中各取一州)和亭亭(意在已有两个女儿，也该叫停了……)的名字。她们都有幸福美满的家庭，州州的孩子在上海求学，为使女儿女婿安心工作，高枫夫妇去上海给他们做些后勤保障工作。亭亭几年前定居比利时，是欧洲华人青年联合会常务副会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