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后我在师大附中工作与教学的回忆
1950届高中校友余兆升 1950年，我高中毕业第一次参加高考，我报的志愿是北京农业大学农机系。当时，我认为要改变农村经济落后的面貌，必须从农业机械化开始。不久发榜，我被录取，名单公布在《福建日报》上。 后来因父亲失业，家庭经济困难，无法去报到、上学。我将这种困难对林观得校长倾诉，他很同情我，立即安排我在母校图书馆帮助李有恒老师管理图书，于是图书馆管理员成为我第一份职业。 1951年，朝鲜战争爆发以后，全国掀起抗美援朝运动高潮。为了清除美帝国主义文化的影响，私立教会学校全部被政府接管，英华中学与附近的华南女中、陶淑女中等三所中学合并成为一所公办学校。规模也随之扩大，学生达到两千多人，团员也很多，我一度担任过团总支书记。 后因初中部缺乏好的物理老师，有的老师讲物理定律解释不清楚，学生听不懂意见很大，课堂纪律涣散，要求换老师。 于是郑书祥校长派我去教物理，那时有一种好风气，“困难的事团员要带头去干”。我接受了任务，认真备课，看了许多高中与大学的物理书籍，例如：达夫编著的《大学物理学》；萨本栋编著的《大学物理》等。我认为当合格的老师，“给学生一杯水，自己必须准备一桶水。”我每天晚上备课到11点才睡觉。 当时初中部有5个班，各班的物理课均由我一人来教。结果学生很满意，认为我教物理，条理清晰、讲得清楚、听得明白。 以后甚至福建师大物理系的实习学生，以及解放军部队的文化教员，都曾听过我教的物理课。 回忆我做学生时，听有的老师讲物理课，有些地方讲不好，当时我就考虑：“假如我是老师，应如何来讲这个课，学生才能听得明白”。后来我真的当了物理任课教师以后，我首先就要将自己假设是一个学生来听课，这成为我的教学成功的秘诀。 后来我继续担任5个春季班的物理课程，其中有个班纪律不好，班主任能力也较弱，几乎哭着向郑书祥校长诉苦。结果校长又将该班的班主任工作压到我的头上。 其实该班学生非常聪明，精力充沛无处发挥。我结合情况给他们组织几个兴趣活动小组，如篮球队、黑板报小组、歌咏队等。 当时我自己掏钱买篮球送给他们。学生非常高兴，课余天天练习，在初中部篮球比赛中总是包揽冠军。后来与高中部同学比赛也常是“天下无敌手”，同学们更是兴高采烈、斗志昂扬。 平时我自己就喜欢唱歌，在邮局订了一本《歌曲》杂志。《新疆好地方》这首歌曲刚刚发表，我就教他们唱。同学们觉得太好听了，因此积极学唱，以后这首歌还传遍了整个校园。 黑板报小组结合班里的情况，一方面表扬好人好事，一方面批评歪风邪气，使得班上正气不断上升。班上的纪律、卫生、文娱等情况逐步都能达到学校的要求。郑书祥校长很满意，因此本班被评为先进班级。 由于这个班级在纪律、体育、卫生、文娱等各方面均表现出色，从全校后进的班级变成先进的班级，学校特别命名该班为《卓娅班》。（卓娅是苏联卫国战争中英勇牺牲的女英雄，参军时还仅是一名中学生，牺牲时年仅18岁。解放初期苏联小说《卓娅与舒拉的故事》感动了许多中国青少年读者。因此当时一个班级被命名为《卓娅班》是非常荣耀的。） 1953年冬进行工资改革，学校按照我实际的教学水平和担任班主任工作的成绩给我评定：按照大学毕业的标准发给我工资，总共补发300多元。当时我非常满意，后来花了120元购买了一只瑞士手表。我万分感激学校领导，认为这是学校领导对我教学水平与班主任工作的高度评价。 1954年，我报考厦门大学物理系，有幸被录取。8月底，办理离校手续去厦门大学报到。离开附中的时候，我心中突然升起一股对附中母校万分留恋、难以割舍的感情，自己默默地流泪。 1955年暑假，我回到福州，第一件事就是到母校附中看望老师同事和同学们。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