雪泥鸿爪
――我在福建师院附中的班主任生涯
黄松生
在近半个世纪的职场经历中，我曾经从事不同的职业，包括：教师、书店店员、外贸记者、外国新闻机构研究员、银行经理，以及一直做到退休的银行总裁助理。平心而论，在诸多职业中，我最钟情者，当数教师，更具体地说，就是既要教好书又要带好学生的班主任。它对我磨炼最多，影响最大。 （一） 1963年初，我从福建师院（后更名福建师范大学）外语系一毕业，就来到福建师院附中任英语老师。两年后身兼班主任工作，一直到1976年夏末。 我接手的第一个班级是初二（2）班。这是一个非常优秀的班级。实际上，那一年的整个初二年段都十分出色。由于学校重视德智体全面发展，学习气氛浓厚。到了1966年上半年，我带了近一年的初二（2）班，不仅在全年段甚至在全校都榜上有名。然而不幸的是，就在这年6月，一场突如其来的“文化大革命”卷席全市，把师院附中的大好形势破坏殆尽。正常的教学秩序被打乱了，全校处于停课闹革命的混乱状态。 1969年初，初高中三届毕业生（俗称“老三届”）全部毕业离校。其中，有近千名学生到农村插队落户，接受再教育。作为班主任我多次参与并安排毕业生的分配工作，亲眼目睹一批批青年学生沦为“文革”牺牲品的悲剧不断重演，内心非常难过。 “老三届”毕业离校之后，学校一下子变得清静起来。直到不久，开始恢复招生工作，学校的运动进入了复课闹革命阶段。新生入校后，取消了原有传统的编班方式，一律改为部队的连排番号编制，“连”表示年段，“排”表示班级。我被安排在三连四排，也即初三（4）班当班主任。经过几年“文革”的浩劫，师院附中已不复当年团结、紧张、严肃、活泼的学习环境，取而代之的是无政府主义思潮泛滥，无组织无纪律目无师长的现象严重。就在我来到三连四排准备上第一堂课时，有学生便给了我一个特殊的“见面礼”。当我走上讲台，在黑板上写下几个板书之时，一截粉笔忽地从后排呼啸着飞了过来，擦着我的耳际，重重地打到黑板上，发出一声清脆的响声，接着是一阵哄堂大笑。虽然没有打中，却如同打在我心头一样隐隐作痛。想不到我的学生竟是以这样的方式欢迎我的到来，而且，这是我执教以来第一次受到的“特殊待遇”。此时此刻，学生们的笑声反而使我冷静下来。我作了事先准备好的讲话。我记不清楚当时都说了些什么，但我还是记得，在我的讲话中，并没有半句批评个别学生的不礼貌之举。这也是我的一贯教学作风，我坚信大多数，坚信正面说道理。其实，比起其他班主任或任课老师的遭遇，掷粉笔头又算得了什么，有的班级，一些调皮捣蛋的学生把抓来的田鼠带到学校，在上课时偷偷放出来，一时间尖叫声哭声笑声四起，教室里一片大乱。类似的现象并不鲜见。 “文革”复课闹革命后的第一堂课给了我有益的启示：一个班集体要想进步，就必须扶持正气，遏止歪风；对待学生，必须抓主流，因为青年学生的主流方面永远是好的或比较好的。我把在教学实践中的理念贯穿在班主任的工作中，果然收到正面的效果。学生们渐渐地接受了我，全班的学习也慢慢地上了轨道，读书气氛逐渐形成。 许多年过去了，每当回忆起当年被学生掷粉笔头的一幕，依然感触良多。假如我不是用那样的方式去处理，而是采取严厉的批评，其结果或是适得其反，我与某些学生的关系可能剑拔弩张。这么一来，班上工作一定会困难重重，我的班主任生涯也不会长久。 （二） 一年之后，三连四排结束了初中课程。全校大部分初中毕业的学生升高中，少数留下“补课”，组成补课连（排），实际上是留级。这些学生当中，除了真正因成绩的因素外，还有部分是因为表现不好或家庭出身的问题。此次，我又被安排在一个补课排当班主任。 补课排各方面的基础都比较差，班干队伍也很弱。在这样的集体要选出得力的班干部，那是勉为其难，唯有从矮仔中挑高佬，再慢慢培养与锻炼。而作为补课排的班主任，除了做好分内的工作之外，凡事更要亲力亲为，工作上点面结合，尤其要做好个别同学的面对面的工作；还要经常进行家访，了解学生在校外及家里的表现，关心他们的学习和生活，帮助解决他们的实际困难，才能取得他们的信任。记得有几次，我的学生在校外因为打群架，违反了治安条例，被关进了派出所。一听到消息，我当即赶到派出所了解情况，既代表校方也代表学生家长，把被关押的学生保释出来。我向派出所领导保证，会认真教育好我们的学生，决不重犯。我这样做的结果自然受到学生家长的欢迎，尤其犯错误的学生表示要痛改全非，改过自新。这种情况虽属个例，但若处理得不好，就会使学生越陷越深，给家庭和社会造成负累。我感到庆幸的是，在我的学生当中，从未有过“二进宫”的现象发生。 又一年过去了，师院附中补课连被评为先进典型。连队指导员陈承景老师代表全连师生出席福州市教育界先进集体表彰大会，并在会上介绍了连队的先进事迹，受到广泛好评。陈老师是师院附中原党总支书记，在师生中威望极高。这篇讲话稿是集体讨论，最后由我执笔撰写。 补课连被评为先进，对我来说难免有点尴尬。身为班主任，我对学生倾注了满腔的心血，班级工作也取得了长足的进步；我的学生也有多人出席各种先进个人代表大会。但我的工作表现却从未获得过学校的公开承认或肯定。也许这就是那个年代所推崇的“阶级出身决定一切”吧。那些年，我工作很努力，但很孤独。 （三） 大约是1970年夏天，“文革”进入了“清队深挖”和“一打三反”阶段。有一天，我突然接到通知，全日脱产参加一个小型学习班。这是一个针对清理对象而专门开设的学习班。家庭出身加上海外关系，我自然成为嫌疑对象，要通过学习班进行甄别。我的班主任工作则由两个党员教师接替。学习班在师院附中附近的一家幼儿园举办。我记不清那段日子是怎样熬过来的。我惦记着我的班级，惦记着我的学生。我焦急地等待，想尽快从学习班出来，回到我的班集体，回到与学生和睦相处的日子里。 不知道项目组是什么时候在什么情况下，把我“解放”出来的。离开学习班那天，我怎么也高兴不起来，只有一种解脱感。我径直回到三连四排，把班干部召集在一起。见到我回来，大家掩饰不住内心的喜悦与激动，一见面就劈头盖脸地问：“老师，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你怎么去了那么久？你不在我们就像断了线的风筝一样。”那是一个令人动容的场合。男儿有泪不轻弹，我强忍眼眶里的泪水，无言以对。 学习班的经历，简直是一次心灵的重创，使我的心情变得非常复杂。一种被遗弃、被鄙视的感觉不时袭上心头。没有什么比不被信任更令人痛苦的了。但我没有因此崩溃，因为我依然对工作充满热爱；我也没有因此倒下，因为我身边的同事和学生包容我信任我，何况我也舍不得我的学生。 在“文革”相当长的一段时期，我经常处于矛盾之中。一方面，“海外关系”的阴影挥之不去。当时，在群众中流行一个笑话：出身不好的人好比玻璃瓶里的苍蝇，看得到光明找不到出路。虽说有点自损自嘲，却是现实。但另一方面，我身边有许多人始终对我不离不弃，这种珍贵的患难之情，成了我的生活中不可或缺的精神支柱。 尽管那是一个极其疯狂的年代，“读书无用”、“龙生龙，虎生虎，老鼠生儿打地洞”成了许多青年学生不好好学习的挡箭牌。但在我的班级中，除了那一次“见面礼”之外，从来没有哪个学生在上课时起哄，不听课，或者对我出言不逊。无论在哪个班级上课还是组织各类活动，我的学生都能守纪律听指挥。这在全年段乃至全校都有所闻。说起来我也没有什么特别的办法，最重要的是你必须了解你的学生，掌握他们的情况，知道他们想什么，做什么；其次，身教重于言教，你要求学生做到的，你必须首先做到。有了威信，说话自然有人听，学生也会主动与你配合。 我原本就是英语老师，只因“文革”期间英语课被无端视为“封资修”而取消。无奈之下，只好临时安排我教政治课。让一个出身不好又有海外关系的人上政治课，这种做法本身就极有讽刺意味，殊料我一做就逾四年。为了教好政治，我认真刻苦地备课，没有现成的课本，便想方设法四处收集资料，尽量把政治课讲得生动些深刻些。想不到我这个半路出家的政治老师居然得到学生的认可，以致二三十年后当我重返师大附中时，当年的学生竟不敢相信，我其实是一个真正的英语老师。 （四） 我当班主任的11年间，我的学生尊重我，信任我，关心我，这让我感到莫大的欣慰，甚而有一种自豪感与幸福感。当时我与妻子长期分居两地，生活上诸多不便，加上孩子自小体弱多病，经常去医院看病治疗，工作与生活的双重压力，常常把我弄得精疲力竭，不堪重负。每当我感到彷徨无助的时候，经常给我安慰与生活勇气的是我的学生。他们不时关心我的孩子的病情，通过他们的父母为我的孩子求医问药；逢年过节，怕我孤单，请我到他们家里团聚。那种温馨惬意，其乐融融的情景，至今历历在目，令人感动。 我曾经带过不同类型的班级，有优秀的，也有后进班。但在我的心目中，优秀也罢，后进也罢，我都一视同仁。故我不苟且，不放松，不怨天尤人，不悲观失望。其实，无论哪个班我都希望能够带上两三年，而不是短期的临时安排。因为我更愿意见到，经过两三年的朝夕相处与悉心教学，全班学生点点滴滴的转变，那将会给我带来安慰。我对班主任工作倾注的全部心血，为的就是看到这一点一滴的变化。因此，安排给我什么样的班级，对我来说并不重要。或许是心态平和的缘故，我并没有感到哪个班特别好带，哪个班特别难教。我要求我的学生，表现好的要做得更好，成绩差学习态度不端正的要迎头赶上，脱胎换骨。这是班主任的职责。但一个人的能力毕竟有限，单凭班主任一己之力就想把班级的工作搞好，那种可能性微乎其微。唯一的办法是团结全班学生，尤其要依靠班干部的作用，才有成功的希望。我正是朝着这一方向去努力，殚精竭虑把工作做好。实际上，班主任的工作说易不易，说难亦不难，只是要真正做好，非得下苦功夫不可。你不能有私心，你必须满腔热忱，像对待自己的孩子一样对待你的学生。这是多么崇高而又纯洁的职业！ 如同其他班主任一样，我的工作无非就是贯彻落实上级关于教学工作的指示，以及相关的方针政策，把课教好，把学生带好。我除了在班里开展各种活动之外，还经常参与年段甚至全校性的活动。“文革”那些年，学校几乎年年都要举行学毛著经验交流，评选先进个人和先进集体，以及其他的各种竞赛活动等等。另外，我还要服从学校的统一安排，组织学生到郊区生产队或校办农场参加田间劳动。这种拉练式的劳动，不但强度大，耗时长，有时还须长途跋涉，日行百里。现在回想起来，这并非单纯的劳动，它涉及大量的说服动员与组织协调工作，要求全班学生统一思想认识，积极参加。同时更要确保每个学生的安全，不容有失。在这些实践中，作为带队的班主任，在加倍谨慎与努力工作的同时，其行政管理能力，无形中得到了锻炼与提高。对我而言，这种经历和磨炼，在若干年之后形成了一种潜移默化的影响和动力。它影响了我的一生，当我离开教师岗位从事其他职业的时候得到了应用和发挥，使我毕生受益。这也是我万万始料未及的。 （五） 我不违言，当我在1976年夏末移居香港之初，为了维持生计，我从最底层――书店店员做起。但我始终没有丧失信心，我等待着自我发展的机会。数年之后，我终于得到上天的眷顾。当我先后竞聘两家美国新闻机构及东亚银行的职缺时，尽管那是三家机构的中高层职位，受聘的难度不言而喻。然而，经过多次苛刻的面试与严格的审核之后，我竟然先后被录用。尤其受聘于东亚银行，让我的家人和亲友大感意外。因为我从未涉及银行业务，又不懂会计，何以能被录用？我思前想后，并非因为我懂得英语，在香港，英语水平高于我的比比皆是；也并非我曾在美国新闻机构任职，新闻与金融风马牛不相及。东亚银行看中的无非是两点：一是我在中国内地的工作经历，二是我的综合素质与潜力。我在师院附中13年的历练，正是获得这一职位的条件与基础。 我在东亚银行任职期间，有两件事至今记忆犹新。其一是1997年7月，为了庆祝香港回归，香港金融界决定举办一次盛大庆祝活动，包括有4000多名行业高层与嘉宾参加的酒会，有8000多名市民参加的游园活动。此次活动共筹得经费800万港元。我以东亚银行行政总裁助理的身份，在庆祝活动执委会内担任要职，直接参与庆祝活动的组织协调工作。这次活动层次高，规模大，其组织之难度可想而知。这对我来说无疑是个挑战。凭着在师大附中举办各种大型活动的经验，加上各方的配合，庆回归活动获得了圆满成功。 其二是2004年前后，东亚银行参与并组织了 “中美非官方高层对话”。 这是高级别的外交会议，中美双方代表均由前政府主要领导及前主要外交官员组成。中方代表团由徐匡迪，赵启正率领；美方代表团由基辛格，舒尔茨率领。对于这一重要而敏感的外交活动，东亚银行行政总裁李国宝先生把会议的协调与沟通工作交给我全权办理，并委托中国人民外交学会牵头。我深感责任之重大。经过多方努力与协调，先后在北京与三藩市召开的两次“中美非官方高层对话”，均取得了成功，促进了中美双方的对话与交流。2004年5月，第一次“对话”结束后，李国宝先生率美方代表团受到了温家宝总理的接见。两次会议，我均作为东亚银行代表参加核心组工作，并在第二次会议期间担任总指挥。 “人生到处知何似，应似飞鸿踏雪泥”。在我的漫漫人生路途，班主任生涯是一段难以忘怀的经历，留下了许多回忆。虽然曾经尝遍甜酸和苦辣，欢笑与痛苦，但却能够让我感受到心灵的静谧、思想的快乐和人生的喜悦。对于我来说，这是一笔弥足珍贵的精神财富。而今，我年近古稀，每当忆起这段日子，依然感慨万千。倘若本文对年轻的朋友能够有所启迪的话，那将是对我的肯定和鼓励，我由衷感到高兴。 （2010年8月于香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