梦回桃花山――陈联敦(66届初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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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11-02-21浏览次数:205供稿:福建师大附中 

 

梦回桃花山

                                    

――陈联敦(66届初三)

一张老式加长牛皮纸信封躺在我的信箱里,那是我的母校――福建师大附中校友会给我寄来的邮件《通讯》,一封几十年未断的“家书”。每当我拿起它,我的心就飞回到那魂牵梦萦的桃花山。也许,今天的附中人已不知道哪是桃花山了,我记得多年前在福建师大附中120周年校庆出的一本书的“沿革篇”中曾这样表述:“福建师大附中的前身――福州英华中学座落在福州仓山区的桃花山上”。“桃花山”作为地名,也许它从来也没出现在正规的地图上过,只是一个民间的说法,而这一说,在我的脑海里却印象深刻。都说“盛世桃园”,我想,今天的附中之所以长盛不衰,也许跟这块桃花宝地有关。

    四十五年了,几回回梦回桃花山,却因工作的关系不能如愿,千里之外,思乡之情更加浓郁 ;也好几次提笔想表达离开母校几十年的游子之心,却也终不成书。有时从寄来的《通讯》中看到我熟悉的同学的名字,又让我心潮澎湃,思绪万千,一幕幕儿时学习、生活的场景如梦幻般浮现在脑海里,回味无穷。

    我们是66届初三(5)班的,初一第一任班主任,俄语老师吴容龙给我们的印象最深。因为那时他们一批师大刚毕业的年轻老师没比我们大几岁,与我们相处得很热乎。他的乒乓球水平虽不如我们班校队级的男同学,但与同是校队的黄甘治、蔡健娜、潘婉华等女同学还有的PK。如果年段乃至全校有乒乓球团体赛,在班主任的带领下,实力强劲的我班一定不下前三甲。不过,我们班的纪律有点差,哪个老师控班能力弱点的,往往要吃点苦头。初一、初二时,几门课的老师都还把得住,数学蒋庆云、林学齐老师,语文林诗韬、宋光中老师,外语吴容龙、黄登台老师,都是我们引以为豪的金牌老师。到了初三,我记得陈汝实老师的语文课经常会出点问题,课堂上有时会因同学讲话太多而中断下来整顿纪律;自习课的乱象也经常被教导处林秀玉老师逮住当堂整治;初三时的班主任沈贵旺老师被逼无奈,都曾用“我求求你们”的方式希望我们纪律好点,我班同学的桀骜不驯可见一斑,但我们的学习成绩也不比别班差。

    从初一到初二,我都担任班长,我还是少先队大队宣传委员。到了初三,1965年下半年,已是文化大革命的酝酿阶段,空气里也能嗅得出阶级斗争的气息,我好象就是在那个背景中下台的,降为了小组长,因为我的家庭出身也是教师,属于小资产阶级。这件事尽管几个老师都给我做了点思想工作,但在我的心灵中好象并没受什么影响,我照常的学习,参加各种活动。与今天的附中一样,我们的同学都很出色,当年的师院附中并不是一所“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的学堂,现在我还经常向我们的同事夸耀我们的母校有14位科学院院士,这在全国的重点中学里也是少有的殊荣。我们那时真是人才济济,不管是体育、文艺、科技活动,在全市乃至全国都是佼佼者。就拿我所参加的军体活动“无线电收发报”项目来说,初二时,一次市里的比赛,我就获得了少年组全能第一名,后来和高中组的陈狱生、钱宗栋、张祥和等同学组成福州市代表队赴杭州参加华东区三城市比赛,也取得了好成绩,并都获颁国家等级运动员。而由林伯良老师一手抓起来的航舰模、手旗等项目在各项比赛中也都成绩不菲。

    与今天的学生相比,我觉得那个年代我们的业余生活更加丰富多采,因为我大学毕业后至今都在中学任教,所以应该有话语权。今天在球场上挥汗如雨的学生大多都被认为是“问题学生”。而我们那时的球类活动,以附中的特色及球场的条件说,最热门的算是排球和羽毛球了,这些比赛项目在市里我们都是数一数二的。从下午第三节课一直到天黑以前,球场上都跟开锅似的,伴着张公钧老师特有的,但并不刺耳的裁判鸣哨声,陈善老师颇高声调的叫喊声,江仕銮老师温吞式的指令声,球场上有组织的和学生自发的各种比赛的高潮一浪高过一浪,此起彼伏。而那些球场上的高手们,都是学习成绩优秀,全面发展的学生,那才叫“素质教育”呀!这两项球类活动都是我所热衷的,兴趣延续至今。

    到了1966年,那是一个灾难的夏天,眼看我们就要复习迎考了,但是,印象中连中考的意识都还没有就风云突变,从北方不断吹来阵阵寒风。什么“打倒三家村”,什么“炮打司令部”,在我们单纯的脑瓜中就被输入了红色政治。因为单纯,我们并没有问“为什么?”,我们响应党的号召,拿起笔杆当刀枪,卷入了那场疯狂的灾难之中。好在我的性格并不张狂,虽然加入其中,但我并没有做什么对不起老师,对不起学校的错事,而当看到我们的老师被造反派揪出批斗的场景时,我的内心还是蛮震撼的。当时,以我的家庭出身,还没有资格参加正规的“红卫兵”,只是加入了它的外围组织。我们每天写大字报,批判“封、资、修”,后来又大串连上北京,高兴起来也弄支真枪到后山打靶或去甩两个手榴弹过把瘾,就这样胡闹了三年。如果不参加那就叫“逍遥派”,我不做“逍遥派”。

    转眼到了1969年,我们结束了该死的“文化大革命”,参加了“复课闹革命”的几次活动。相隔三年,同班的同学都觉得陌生了许多,大家都参加了几场学习和劳动就等待发落了。经过四月份的动员和准备。53,离我19岁生日还有二十几天,我们就登上了北上的列车,扎根在闽北的将乐山区。现在回想起来,其实附中的影子还是挥之不去,因为我们组团的都是附中的同学,且多数是师院院部的那伙。因我与李怀阳、颜福民曾是“竹马级”的同学,也就加入了他们的团队。在那里,我们经受了三、四年的历炼,历炼了身心,陶冶了情怀,从此,我们不再单纯,特别是每当有同学调离去不同的去处,我才有些迷失。我开始思考,思考社会,思考人生……下乡的第四个年头,1973年,我也如愿离开了“再教育”我的农村,上了大学。从那以后,师大附中――那座桃花盛开的地方才离开了我,成为我人生履历已翻过的一页,这一页,不说它有多闪光,可提起它,我却十分自豪。

20112月写于上海

    (作者现为上海市扬波中学物理教师  E-mailliandunchen@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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